2025年，江苏和浙江城镇化率几乎一样——江苏76.2%，浙江76.4%——但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154元，江苏是34147元，差了整整11007元，按江苏分母算高出32%。
这还不是最反常的。农业体量上，江苏第一产业增加值5369.7亿，浙江2025年全省GDP总量94545亿，农业盘子根本没办法跟江苏比；蔬菜产量上，江苏6312万吨排全国第三，是浙江的三倍。一个农业更强、产粮更多的省份，农民收入反而低了三分之一。钱去哪了？
之所以拿这两个省来比，是因为它们同处长三角，城镇化水平接近，民营经济活跃度都在全国前列，按理说农民的增收路径不该差出这么大一截。江苏的问题不是“产业不够”，而是产业离村太远，农民蹭不上。
浙江的钱留在村里，江苏的钱流出了村
分项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江苏省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农村居民收入四分项里，财产净收入只有1026元；浙江全省农村分项未完整公布，但德清这样有代表性的县域，农民通过“租金+薪金+股金”三类叠加。这差距不是种地种出来的，是制度设计带来的。
德清从2015年起就是全国首批农村"三块地"改革的试点。德清的宅基地入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整出了81.98亿元的存量资产盘活规模，村民拿“三金”——土地流转的租金、民宿务工的薪金、年底村集体分红的股金——一年增收近5万元。
换句话说，浙江农民多挣的那一万块里，有一部分根本不是“干”出来的，是土地经营权确权后“分”到的。
家门口有活干，中老年人不用背井离乡
更大的差距在工作机会。丽水全市建了1011家共富工坊，带动8.2万农村人口就近就业，人均月增收2880元。这种工坊模式把非农就业送到行政村一级：农村留守老人和妇女不用去县城，出了家门就能在工坊里干手工活、包装活，拿稳定薪金。
江苏也有好案例。昆山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2048元，德清是55316元，差距只有6%，远小于两省整体32%的差距。但昆山的问题是，这种“租金+薪金+股金”的模式只在苏南头部县域跑通了，苏北大量农村仍然依赖传统种养殖和去县城工业园区打工。
射阳县四明镇的食用菌产业带动了2000多人就业，每户育菇家庭年增收6万多元，但这是靠一镇一品的特色集群撑起来的，不是普适性的制度安排。
浙江把多元就业末端落在村，江苏把就业机会集中在县城工业园。对于中老年低技能劳动力来说，去县城工厂要通勤或租房，在村里干活可以照顾孙辈。参与率就差在这里，工资性收入也就拉开了。
这个逻辑也有反例，不能当万能钥匙
苏州就是一个明确的反例。苏州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只有约52%，远低于浙江全省规上工业民营增加值77.7%的占比，但苏州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缩小到1.76:1，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
苏州农村增收靠的是20个行政村联合出资开发智能产业园、太湖生态资源带动民宿——不是民营工业占比高，是集体资产增值和生态溢价在起作用。
福建泉州是另一个反例。泉州民营经济占GDP的83%，比浙江还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并不比浙江低，民营占比和农村收入差距之间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这说明一个关键事实：民营经济总量大，不等于农民能分到蛋糕。
浙江多出来的收入，靠的是改革制度把蛋糕切到了村一级，而不是靠民营占比本身。
最后的底牌：转移支付和生态变现
还有两个变量不能忽略。浙江从2021年开始推“钱随人走”的财政分配改革，把教育、医疗等8个领域56项公共服务对应的省级转移支付，全部按常住人口分配，涉及资金超200亿元。同时针对山区海岛县，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最高每亩6500元，比平原地区高了3000元。
磐安一个山区县，2021到2025年从山海协作转移支付里就拿到了865万元分红。这部分定向托底，直接提高了低收入农户的转移净收入，江苏的转移支付没有采取完全按人口挂钩的机制，对苏北的托底力度弱于浙江。
还有地理禀赋。丽水是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整市试点，GEP核算让山林空气有了“产权证”，村民靠生态保护年均增收超万元。莫干山的民宿集群、千岛湖的农旅业态，靠的是长三角稀缺生态资源变现——
综合下来，浙江农民多挣的这32%，是“三块地”改革释放的财产性红利、共富工坊创造的就近非农就业、定向转移支付的公平均等化分配，以及生态产品溢价四股力量叠加的结果。
江苏不是做不到——昆山、苏州已经证明了对标的可能性——但普惠的制度安排还没下沉到全省每个村，这才是差距的真正来源。
江苏要想追，不需要在农业产值上再做加法，需要的是把土地权利还给农民。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