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金融研究院今天满月了。它的诞生，不仅开启了省校合作的新模式，更重要的是，身为金融大省的浙江，从此有了自己的金融“智库”。
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到规律，浙江金融业一路行来，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咀嚼、回味。然而，我省开立金融“智库”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以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研究为特色，瞄准地方金融、中小金融、民间金融和创业金融，服务于国内区域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力争与上海的国际金融研究、北京的国家金融研究互成鼎足之势，才是“底牌”所在。
这或许从其勉力打造的鼎盛阵容就可瞧出端倪：除了云集省内金融精英外，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央行原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夏斌、李稻葵等一批国内顶级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或出任首席顾问，或跻身特聘专家行列。眼下，研究院又在紧锣密鼓地聘请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出任院长……
浙江正走在从金融大省向金融强省跨越的征程上。接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谋求错位发展，无疑是浙江金融从平面扩张向纵深拓展的一个重要节点。省金融研究院立院后担纲的首个重大战略性项目——全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首度完整、清晰地勾勒出浙江接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愿景轮廓。
借船出海，机遇挑战并存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强磁场效应，浙江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上周在沪举办的201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论坛，令与会的浙江专家、学者激情萌生：浙江接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时不我待！
国际经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通常具有很盛的“气场”，对周边地区影响尤为巨大。用全欧洲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来形容英国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存在，一点都不显夸张——如果没有它，欧洲将丧失28%的投资银行业务，欧盟GDP每年将减少280亿欧元，欧洲金融领域的失业人口将增加近20万人……伦敦的金融推力可见一斑。同样，纽约、东京等全球知名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同样对周边地区乃至周围国家辐射明显。
那么，后起的上海呢？
“十二五”规划“对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思路研究”课题承担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燕君说，金融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其他产业的战略资源，能持续给上海及周边地区造就投资的繁荣，形成产业扩张与交易的集聚，实现金融资源在全国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优化配置，由此将给近在咫尺的浙江金融业带来极难得的发展机遇——
浙江的金融“能级”将得到提升。首先，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内外资本的聚集地和运营中心，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无疑将加快金融资源集聚速度，尤其对外资金融机构无异于吹响了嘹亮的“集结号”。而外资金融机构家底往往更殷实，会充分利用市场工具为自身的富裕资金寻找“出口”，借以提高资金效率。这就为众多“差钱”的浙江中小企业，另辟了一条间接融资的蹊径。同时，通过吸引在沪外资金融机构来浙江设立分支机构，还可以增加浙江金融资源总量，有效扩大金融供给，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金融服务效率也可“水涨船高”。国际金融中心势必将带动上海金融基础设施的爆发性建设与升级，金融运行效率与金融服务水平随之大幅提高，浙江近水楼台先得月，可分享上海这方面已有和潜在的优势，借以提高融资、清算、汇兑、理财、咨询、投行等方面的金融服务水平与效率。此外，浙江的金融创新能力、风险防范能力同样因毗邻上海的地利优势而受益明显。
浙江的金融承接能力将得到强化。着眼于金融安全和成本节约，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机构布局从“单区”向“多区”演变已成为潮流。伦敦金融城自20世纪70年代起便把后台业务外包，聚集在金融城内的公司总部主要从事批发性金融业务及提供复杂交易服务，其余辅助性业务则一概外包到周边城市和地区。与之相仿，纽约国际金融中心也在周边的新泽西州建立了相当完善的金融后备系统和后台服务体系。
高端起步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显然不甘重走“单区”的老路，导入“多区”新理念势属必然。届时，它会将大块的后台辅助业务向周边放送，从而构成上海集聚金融核心业务，周边服务上海金融中心的新格局。难得的是，浙江的服务外包产业恰属全国翘楚，可充分发挥自身电子商务和IT软件业发达的优势，吸引上海的金融机构把数据备份、金融软件开发、金融新产品开发、人才培训、后台呼叫中心等业务移迁浙江，使浙江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后台服务中心、金融信息技术创新中心、支付清算和数据处理中心、客户呼叫服务中心进驻的“大本营”。
浙江的金融开放度将得到拓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吸附外资金融机构集聚的“羊群效应”，对拓宽浙江的金融开放度大有裨益。外资金融机构出于对经营成本和风险分散的考虑，一般更愿意“脚踩两只船”，这边在上海积极拓展业务，那厢又会在上海周边地区寻寻觅觅，求索新的发展空间。浙江无论从金融家底、运行质量，抑或金融生态、品牌美誉度，乃至金融发展理念、市场前景等考量，均属上乘之选。加上浙江目前仅有7家外资银行落户，留存的空间也很大。因此，浙江完全可凭借自身“秀外慧中”的条件，吸引更多的在沪外资金融机构入浙设立分支机构，并借助前者先进的经营理念及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加速浙江金融业融入国际化的进程。
机遇与挑战并存。客观地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带给浙江的并非全是机遇，也有相当的挑战。黄燕君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极化和集聚效应，使浙江金融面临的新挑战大致包括——
金融机构重心有可能转移，伴随着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金融机构集聚所产生的集群优势与外溢效应会更明显，国内金融机构有可能将核心业务迁至上海；金融资源有可能流失，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将大大提升上海对浙江企业及资金的吸附力，有可能导致浙江金融机构部分优质客户和资金的流失。同时，高端金融人才竞争也会进一步加剧。
承接辐射，谋求错位发展
有所为，有所不为。主动接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不意味着浙江只是跟在对方身后亦步亦趋，而是注重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最终走出一条与上海金融异质化的发展新路。
黄燕君认为，浙江的核心优势在于一个“民”字，可以旗帜鲜明地发挥自身民营经济和民营金融发达的比较优势，借助金融机构、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创新，打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的“任督二脉”，为它们提供创业孵化器、资本经营和投资管理等多层面、多样化金融支撑。在空间架构与功能布局上，应以杭州、宁波、温州为核心城市，构筑三个优势明显、特色各异、功能互补的金融集聚区和辐射区块——
杭州重在打造长三角南翼金融中心。杭州的金融总量和金融发展各项指标在长三角地区仅次于上海，遥遥领先于区域内其他城市，且杭州金融体系相对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优良，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资源集聚也已初具规模，因而最具实力也最有可能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实现无缝对接，从而成为长三角最重要的次金融中心，若干年后逐步形成杭州—嘉湖绍—全省—周边省份—全国的金融辐射圈。
“两区两带”无疑是杭州金融愿景的浓彩重抹所在。“两区”即钱江新城金融核心区和滨江金融外包聚集区，前者重点吸引各类金融法人机构、大型金融机构省市级分支机构、地区总部、上市公司总部、各类投资机构总部等总部型机构入驻，形成高端金融机构集聚区；后者则是金融服务外包重要基地和承接金融后台服务的主阵地，形成金融后台服务机构和金融外包企业集群。
“两带”即庆春路、延安路金融集聚带。这里云集了100余家中外金融机构，是杭州目前当仁不让的金融核心带。今后“两带”将成为中外资商业银行角逐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业务营运中心和各类投资管理机构的必争之地，主营以高端客户为主的私人银行业务和以市民阶层为主的零售、理财业务，进而打造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投资管理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
宁波主打“航运金融牌”。放眼全球，伦敦、东京、香港等金融中心同时又都是港口城市。宁波的先天条件与之相似，既拥有一流港口，经济金融又较发达，十分适合发展航运金融，为长三角、沿海地区乃至全国、全球提供全面的航运金融服务。落实到细节上，宁波首先将重点提升航运金融实力，在航运融资、航运保险与再保险、航运资金汇兑与结算、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多点开花，使宁波成为呼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航运金融服务中心。在此基础上，再努力挖掘与拓展金融中心多样化功能，使之成为航运金融优势突出、金融服务功能齐全的金融集聚区和辐射区。
温州重在展现民营金融的魅力。温州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丰沛，民间金融活跃——温州应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政策鼓励和加强监管双管齐下，规范民间金融行为；用创新方式“收编”民间非正规金融组织，尤其拓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典当行、担保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等新型民营金融机构“试水”的深度与广度，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多层次、多样化且灵活高效的金融服务，形成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良性循环局面，并在民企金融服务创新、民企创新投资体系、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转换、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方面探索特色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