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社科学部副教授 李瑊
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地域文化的代表。由于地利之便，活跃于近代上海的商帮主要来自于长三角地区，这片热土成为其展现经营韬略、人生风采的最佳舞台。
商帮群星 闪耀沪上
上海开埠之前，已有许多商帮捷足先登，如晋商以票号逞威南北，徽商则在盐业、典当、茶叶、木材四大行业中占据优势。出于敦睦乡谊，互帮互助的需要，许多商帮在上海成立了同乡或同业性质的会馆（或公所）。
最早在上海创办业缘性会馆的是山东商人，而广为人知的是由福建船商所建的天后宫、泉漳会馆。据《上海乡土志》记载：“上海五方杂处，侨寓之民实多于土著，故各处之旅沪者，皆以会馆以通声气。宁波人最多，所立者为四明公所；粤人次之，所立者为广粤山庄、潮惠会馆，他若湖南、楚北、泉漳、浙绍、锡金、江宁、江西等处，各有会馆。”到开埠前的1842年，上海县城内外由外省籍商人创设的会馆公所至少已有18所。
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明清时期达于极盛。其活动范围遍及全国，民间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谚。经营范围也是“无货不居”。徽商在上海介入城市零售业，主要经营盐、茶、木、典当等业，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就创立了同乡组织——徽宁会馆，成为沪上颇有影响的客籍商帮。
上海开埠后，客商云集，商业繁盛，粤商的活动重心也移至上海。广东商帮有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贡舶、市舶贸易的牙行商人、十三牙商及买办商，内地长途贩运批发商三类，其活动区域也相当广阔。上海开埠后，他们挟外贸优势，称雄沪上商界。
鸦片战争后，宁波商帮在新的条件下迅速崛起，以近代新兴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在近代上海金融、贸易、工商、航运、文化产业、慈善教育等领域贡献卓著，“无宁不成市”之盛名享誉时代，加之“苏浙财团”的雄厚财力作为发展基础，从而在上海社会经济领域居于“王者”地位。
在上海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还有闽商、湖商、洞庭商帮等在沪上各领风骚、交相辉映。闽商一度与粤商双峰并峙，其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埠际商贸领域，开拓或独占了航运、蔗糖、棉花、国产纸业、果桔、炒货、檀香、蓝靛等诸多行业，“闽商”甚至成为一些行业的代名词。“洞庭帮”则是以苏州吴县境内洞庭东西山命名的商帮，又称“洞庭山帮”，在开埠后的上海金融业、买办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席正甫家族三代世袭汇丰银行买办长达56年，使洞庭帮的“席氏家族”声名远扬。
鸦片战争后，生丝外销的畅通为湖州商帮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1906年王一亭、沈联芳等人发起成立湖州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新型同乡组织之一。1924年6月，张静江、陈蔼士、陈果夫、戴季陶、潘公展等一批在上海从事政治、文化教育的湖州人发起成立湖社，他们与上海的湖商势力相交集，成为沪上不可小觑的社会集团。
不拘一格 各显神通
活跃于近代上海的客籍商帮数量繁多、影响深广。各商帮以不拘一格的经营方式，在近代上海各显神通，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一起发荣滋长。各个商帮交相迭次的发展过程，折射出不同地区商人理念和地域文化的差异。
审视这些商帮的经营特点可以看出，艰苦创业，珍惜信誉，重视信息等特点，可谓各帮咸备，且都秉承“非诚信不得食于贾”的古训，诚信务业。但相形之下，各自差异也显而易见。
各商帮在沪上的消长既映照了社会演进的历程，也显现出不同地区商人的社会心态和文化人格。各个商帮一样的善贾，一样的百折不挠，一样的“足迹遍天下”，他们都是以地缘为基础的商人集团，都有着浓郁的“乡土情结”。儒风独茂、商而兼士的乡风使徽州造就了许多儒商。但徽商业贾积财后，许多人把万贯财富倾注于肥家润身，购置田宅，兴建祠堂，编修族谱。过于沉湎于理学宗法，束缚了徽商通向新的生产方式之路，致使他们在近代上海“世变日新，物竞维烈”之时，仍然墨守旧习，其经营方式也囿于传统，与新兴的工商行业脱节。凡此种种，使旅沪徽商的颓势在所难免。“无宁不成商”与“无徽不成镇”的并称，说明甬商与徽商在商业领域的并驾齐驱，但又有俗语说：“遍地徽州，宁波人跑上前头”，俨然喻示着一种比较。粤商甬商多富濒海居民的开放、通脱，而徽商晋商则多山处居民的朴实、敦厚。可以这样认为，称雄于明清时期的晋商和徽商是传统时代的“商界领袖”，而粤商和甬商则领“近代商界”之首。尤其是宁波商人，不仅在风云际会的近代上海令人瞩目，于今仍能腾飞于世界，蜚声海内外，个中缘由，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有定论：“宁波帮财力虽则不及山西帮，但谨慎、精密和勤俭，却跟山西帮相仿佛，而没有一点顽固，宁波帮是进步的；又虽则没有广东帮那么的果敢决断，能在国外国内活跃，但宁波帮却稳健而着实的，和广东帮正旗鼓相当。”
汇聚于沪上的各个商帮勇于开拓、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急公好义、勇于为善的公益精神，为今人提供了历史启悟。当前适逢长三角地区产业融合和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以地缘为纽带的经济人群，如温州商人等依然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舞台上，人们重新审视商帮，理解地域人群及支持其经济行为的文化因素，对于汲取商帮文化中的积极有利因素，推动市场经济的良性有序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锡商与上海——
得风气之先地理之利，锡商实业家大都从上海或与上海相关联而发展起来
“上海工业活跃着大批无锡人”
中国商业史学会苏商史专委会副会长 吴跃农
无锡是中国民族工业发祥地和中国乡镇企业发源地，无锡民营企业家简称锡商。“敢创人先、坚韧刚毅、崇德厚生、实业报国”——这是2013年全球首届锡商大会对百年锡商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
从1895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在短短的31年时间里，无锡成为苏南近代工业中心城市，是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青岛齐名的中国六大工业都市。而且无锡是其中唯一一个以民族工商业立市的城市。无锡的产业工人总数仅次于上海，形成了“小无锡、大上海”的工业格局。
1906年7月，沪宁铁路无锡至上海段率先竣工通车，上海无锡连为一体。上海的工业领域活跃着大批无锡人，上海滩有“无锡人掌工商业，宁波人掌金融业”说法。当时有近10万无锡人在上海谋生，可谓两地相融，而无锡城只有40万人左右。
得风气之先和地理之利，锡商实业家大都是从上海或与上海相关联而发展起来的，当年在沪上创业、发展的锡商实业家就有116人。杨宗濂、杨宗翰兄弟早年跟随李鸿章，曾在上海总办过上海机器织布局；荣氏兄弟的父亲荣熙泰1896年曾与人合资在上海开办了广生钱庄，为荣氏兄弟在上海滩的发展挖到了“第一桶金”，1915年、1917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先后在上海创建了申新一厂和申新二厂；祝大椿早年在上海大成五金号当过学徒，1885年左右在上海开设源昌商号发家；周舜卿16岁赴沪当学徒，1878年升任英商上海升昌五金煤铁号经理，到后来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
无锡因近代锡商的崛起和与上海的血缘关系，成为江南最早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城市。“荣氏家族”与无锡成为近代工业重要发源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作为锡商的杰出代表，荣氏集团以无锡为本源地，在上海、武汉、重庆、芜湖等地建有分厂，从1900年到1949年半个世纪中，荣氏家族在开办了振新纱厂后，又陆续在上海创办了福新面粉厂、申新纱厂等企业。至1932年，荣氏兄弟已拥有面粉厂12家，纱厂9家，摘取了全国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两项桂冠，成为当时国内资本最大的实业家之一。1936年，无锡仅薛家的永泰丝厂出口生丝就多达2.5万包，占当时上海出口总数的50%。在薛氏永泰的引领下，无锡丝业超过上海、广东，居全国第一。无锡成为名副其实的“丝都”。1936年是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高峰。而锡商在丝业、面粉和纺织三大行业中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无锡有纺织、缫丝、面粉、针织、染织、造纸等20多个工业门类，拥有628家企业，其中千人以上的企业就达20家之多，产业工人达42.9万人。作为锡商的代表，荣氏家族以上海企业为龙头，拥有纺织业15家，面粉业13家、其他3家。荣氏集团的面粉产量占中国的三分之一，荣氏集团纺织业布机产量亦占全国近三分之一，达29%。
改革开放后的无锡，以约占全国万分之五的土地，千分之四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左右的经济总量。2017年无锡进入全国14个万亿GDP城市行列，无锡民营经济创造增加值6895.74亿元，占GDP比重达65.6%。2018年无锡23家民营企业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位列江苏省第一。
怎么做到的？对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成长起来的锡商来说，吴文化、近代工商业文化和乡镇企业文化所蕴含的创新、尚德、开放和融合等精神一脉相传，特别是近代锡商“勇往直前，作世界之竞争”的创业精神，正被当代锡商发扬光大，成为百年锡商之魂。
1956年2月，无锡县东亭春雷村冲破重重阻力，率先在全县、全国创办了第一家社队企业——春雷造船厂，无锡由此成为乡镇企业的发祥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无锡乡镇工业秉承了锡商传统精神，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冲破各种思想禁锢和体制束缚，以无锡县偃桥乡创造的乡镇企业“一包三改”为突破，将临近上海的地利转换成区域优势。大批技术和工程人员被从上海请过来，通过周末授课、专项指导等办法，将上海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与当地刚刚起步的乡镇企业，巧妙地对接起来，在这种人才技术互动中，一大批新型乡镇企业应运而生。创造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游走市场经济之路的“苏南模式”，无锡经济再度领先全国。
——甬商与上海——
近代以来一代代宁波人来沪“淘金”，上海是他们创业的大本营大舞台
成就近代宁波人的“上海元素”
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中心主任 孙善根
“小白菜，嫩艾艾，老公出门到上海；上海末事带回来，邻舍隔壁分眼开；小白菜，嫩艾艾，老公出门到上海；十元廿元带进来，介好老公阿里来？”
这首名为《小白菜》的民谚广泛流传于近代宁波社会，相当生动地刻画了宁波人对近代上海的印象以及两座城市的关系：上海意味着有好东西，上海意味着财富；其包含的另一个信息：上海是创业赚钱的地方，而宁波是生活的地方，是上海的后花园。近代以来，一代代宁波人前往上海“淘金”，甬沪之间的移民潮经久不衰。上海意味着机会，上海意味着希望，到上海去，成为一代代宁波人的选择。
据统计，仅1907年往来沪甬间的宁波人已达百万人次，1924年更是达到200万。而在另一份统计中，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万人，到上世纪30年代更是突破百万，占当时上海居民的四分之一左右，在这个海纳百川、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中拔得头筹。由于宁波移民众多，以致上海被称为宁波人的第二故乡，宁波则被称为上海人的外婆家，几乎每一家宁波人都有上海亲戚。直到今天，上海人当中宁波裔的人仍然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在近代披荆斩棘、奋发进取的移民潮中，大批宁波人脱颖而出，其中享誉工商界的宁波帮就是在上海成就大业而傲视群雄的。宁波商人不仅在上海创立了中国无数个第一，而且在上海总商会、上海钱业公会、银行公会等上海最重要的经济团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有近代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的上海总商会就是由宁波商人严信厚发起创办的，此后会长一职几乎悉数由宁波商人担任，而会董人数盛时也达一半以上。对此法国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白吉尔夫人调侃说上海总商会只能说是四明公所（宁波同乡团体）的一个分所。
宁波商人是近代上海乃至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重要力量，对上海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地位如此重要，以致著名的上海本地商人穆藕初感叹道：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那么上海为什么会有如此成就呢，完全是宁波人的功劳，所以上海已非上海人的上海，而是宁波人的上海。同时上海不仅是近代宁波人创业的大本营与大舞台，而且是近代宁波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桥梁。近代以来，所有宁波籍精英成长成才的背后几乎都有“上海元素”的作用，此不独商界为然。可以说，宁波人对近代上海的崛起有着重要的作用与贡献，而上海则是成就近代宁波人辉煌的“大码头”、大舞台。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在全国无出其右。
上海成就了近代宁波人，同样是推动近代宁波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因素。近代宁波人被认为思想观念比较开放，不保守，1916年8月孙中山考察宁波时说宁波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即大半受益于此。同时在上海成就事业的宁波商人大多具有强烈的家乡情结，他们发迹后热衷于家乡建设，举办各类事业。他们为宁波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更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从而成为宁波近代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当代著名宁波帮企业家、慈善家李达三之叔公李志方，长期在上海担任日本轮船公司买办。由于受日人的影响，特别重视教育与卫生事业，先后在家乡东钱湖莫枝创办学校、医院，又发起“厕所革命”，将原遍布村中的茅坑集中一处，并加以隔离，同时努力改善饮用水，为偏僻的山村带来一股清风。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地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宁波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上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当代宁波人又纷纷前往上海创业，再续近代宁波人的成就与辉煌。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沪甬高速公路、杭州湾大桥、高铁等一批交通设施的投入使用，大大加强与方便了两地的联系与交往。也许是受益于两地独特的人文渊源与联系，宁波人在上海的创业活动成功概率往往较高。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宁波人在上海创办的企业达10万家以上，是宁波人在域外创办企业最多的地方，从业人数近50万人，在浙江省中名列前茅，其中不乏功成名就者。
如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正为两地的发展与互动带来新的机遇。作为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宁波将充分发挥在港口与制造业以及与上海的历史渊源上的优势，在融入上海、服务上海、服务长三角发展一体化战略上，找准自己的坐标，确立自己的方位，励精图治，奋发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