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海华
一场科学盛宴将在今天进入上海时刻。尽管遭遇疫情，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如期向世界发出了邀约。
疫情之下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当初是如何成立的？论坛为何选择了上海？昨天，记者专访了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秘书长王侯，听他讲述背后的故事。
解放日报：本届论坛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侯：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新冠疫情。这对论坛筹备直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论坛组织形态的变化。我们定下了上海线下会场+云论坛的模式。但是云论坛的复杂程度随着人数增加呈指数增长。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今年参会的科学家来自全球11个时区，光是协调参会科学家都能接受的上线时间，我们就经历了繁琐的计算和反复的沟通。
另一个问题是疫情对科学家参会意愿的影响。虽然采用了云论坛的形式，但还是有不少科学家存在顾虑。有一位来自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已经年过八旬。他很早就同意参加今年的论坛，但疫情发生之后，他从大城市躲到了乡下的私人寓所，闭门谢客。参加云论坛，需要到他家安装网络设备，他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抗拒，流露了退出的想法。但我们的工作人员与他反复交流沟通，也通过其他一些科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他。
解放日报：听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的罗杰·科恩伯格主席和迈克尔·莱维特主席都已来到了上海，他们来一趟不容易吧？
王侯：是的，这特别令我们感动。以色列是严格执行防疫措施的国家之一，科恩伯格主席往返一趟要接受两个14天的隔离期。作为“国宝级”科学家，无论是以色列政府还是科恩伯格本人都非常重视防疫，他基本过着从住所到实验室两点一线的生活，甚至连儿子去探望他，父子两人都是遵守社交距离，隔着窗户交谈。
但是作为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发起方，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的两位主席认为，现场参会是他们的分内事，只要有一丝可能性，都要努力去争取。最后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促成了他俩来华。
解放日报：论坛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协会的努力，当初协会是在什么机缘下成立的？
王侯：第一届论坛是2018年举行的，我们为此整整筹备了三年。
我和科恩伯格相识后，发现他有非常强的战略科学家特质，不仅在学术领域有极高成就，而且对科学的本质和发展方向都有深刻的理解。我们都深刻意识到，中国科技要继续前进，一定要在基础科学领域上有所突破，做出从0到1的成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初一公里”。
基础科研靠谁来做呢？靠青年人。青年人是最活跃的科学群体，他们是创造未来的人。同时科学研究也需要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下来进行。于是，我们确定了“推动基础科学、倡导国际合作、扶持青年成长”三个目的，联合莱维特、朱棣文、兰迪·谢克曼等几位志同道合的诺贝尔奖得主，发起成立了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解放日报：协会为什么要发起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王侯：光成立协会还不够，需要有一个载体来宣扬协会的理念、完成协会的使命，所以就有了办论坛的想法。我们的想法也很朴素，能够**多一些的诺奖科学家，就能引起公众的注意，进而激发其对基础科学的热情。后来又把顶尖科学家群体从诺奖扩展到了其它主要科学奖项。
我认为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科学家主导。筹备的时候是科学家邀请科学家，召开的时候是“科学家讲、科学家听”。我们发现，论坛里面最好的学生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本人。不同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同场开放交流，是论坛的最大特色。正是由于有最尖端的思想碰撞，论坛成为对顶尖科学家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
解放日报：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为什么选择了上海？
王侯：这得益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科恩伯格主席给一些中国城市写过信，表达举办论坛的意愿，上海市领导给予了最热烈的回应，希望论坛能够在上海举办。而在论坛落地的过程中，上海市相关部门都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
我透露一个细节，第一届论坛举办的时候，我们原定的名称叫“滴水湖论坛”，市领导亲自把论坛名称改为“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从这一点小小的变化，我们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的格局和气度。所以，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一定会在上海持续办下去，办成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科学盛会，助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