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子愚
10月13日10时，89岁的吕树生家里电话铃响了。得知是记者询问“传呼电话”时，曾经的传呼员吕树生沉默了。
吕树生夫妻俩先后守在浦东大道2511弄小区门口的电话亭。这个为便利动迁居民而设的电话亭，营业了24年，如今已关闭。他家门口贴着自家座机电话，用作门铃，也作为对传呼电话的念想。
1952年，上海有了第一部传呼电话。此后，上海大大小小弄堂口的小亭子里，几部公用电话、三两位值守在其中的传呼员，成为上海的一道风景线。到1990年前后，传呼电话仍是居民主要通信方式，沪上还上演过脍炙人口的《传呼电话》三幕话剧。
随着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紧接着手机高度普及。时至今日，传呼电话不多了，传呼员也不多了。
想守到100岁
直到一年后的现在，吕树生还清楚地记得，2019年8月31日，那个自己值守的传呼电话亭结束营业的下午。
那天早上7时，吕树生一如既往按时醒来。8时不到，他就到小区门口的电话亭里，打开绿色木窗，将一部橙色的传呼电话放在窗外的搁板上，开始新一天的值守。
14时许，一辆载着水泥、砖块和铁锹的工程车在小区门口停了下来。车上下来几名工人告诉吕树生，电话亭要封了。吕树生收拾电话亭内的私物，剩下一部橙色的公用电话和一块搪瓷的“公用电话”招牌没拿。接着，电话亭的门和窗被砖块水泥堵了起来。
第二天，9月1日，学生早起返校报到。吕树生依旧在7时醒来，早起的习惯一时半会儿难改。之后的一个星期，他都在这个点醒来。
1970年，吕树生下放到安徽农村，1985年回到上海，在水果行做起管理员，也打门卫等零工。1995年，近300户居民从浦西动迁到浦东大道2511弄小区，居委会在小区门口搭建一个小房间，一半是门卫室，一半是电话间。吕树生老伴因为做事踏实，动迁后被居委会选中，当上了传呼员。
那时座机电话尚未普及。市民家中要安装电话是个麻烦事，不仅需要排队，而且安装一部电话的费用是一个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大部分的上海家庭都会使用传呼电话。
电话亭营业时间是每天从7时到19时。传呼员接到电话，就把听筒搁在桌上，拿上电喇叭，小碎步跑到楼下喊人，“×××室，有侬电话。”整个小区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喊声，哪户人家有喜事也早早地周知小区居民。如果接电话的人住得离电话亭稍远一些，就记录回电号码，一次传呼叫上好几位。以当时的价位，“传呼一人，3角；打一个电话4角起。”吕树生记得，当时电话亭每月都有1400元左右入账，够负担3个传呼员的工资。
电话亭运营的时候，传呼电话正热，打电话的人经常排队。电话费不便宜，一个电话相当于一副大饼油条。“懂经”的人，电话里长话短说，一两分钟能挂机；碰上“拎不清”的或者小情侣“煲电话粥”就要“急煞人”。当电话亭门口排起长龙，即使有3个传呼员也忙不过来，吕树生就临时上阵，替老伴和附近居民分忧。
在需要传呼的时期，守着电话亭是个考验情商的活。接听电话后，哪些着急的，哪些不着急的都得听得懂，能用电喇叭吼的、不能吼的也要会“看山水”。多年前，吕树生接到小区一居民亲戚打来的电话。可他记得，这户人家已经安装电话，许久没用过传呼电话，可他家亲戚为什么还打到传呼电话上呢？旁敲侧击之下，他了解到这户人家小两口正在闹别扭，丈夫接到妻子亲戚的电话，愣是不肯告诉妻子。无奈之下，妻子亲戚只得把电话打到了传呼电话亭，由他来传呼。吕树生听罢，把事由和回电号码记录下来，为了不激化矛盾，还私下把事情传递给了那户人家的妻子。
吕树生值守的电话亭自1995年开始营业，走过了24个春秋。传呼电话在这期间也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为什么还守着传呼电话亭到2019年？“有感情的，也解解厌气。”他说。
2009年，吕树生的老伴过世，吕树生接棒全职值守，之后的10年里，他几乎每天都待在电话亭。电话亭里只剩吕树生一人，电话机只有一部，使用传呼电话的人也少了。电话亭是水泥外墙，角落里有一台冰箱，墙上摆放着三层绿漆木架，漆皮剥落，显得陈旧。木架上摆了不少小物件，有创可贴、打火机、机油等，还有血压仪、打气筒。“也是为了能给附近居民提供方便才添置的。”他说。亭子里还有水壶、装着茶叶的罐子和“半导体”等每天要用的私物。
近年，传呼电话每天拨打的最多也就四五人，有时一个月拨打的电话花费都不超过25元，比电话月租费还低。
亲友和居委会干部都劝过吕树生安享晚年，他不肯。一部传呼电话里藏着有时代烙印的烟火气和附近居民的回忆，吕树生挂不断这部电话。
他有惦记。有个熟客只能通过传呼电话打长途，还是从3公里外的民生路骑车赶来的；电话亭邻近车站和菜市场，有些不习惯用手机的老年人会通过这个电话打给家里，“外面下雨了，记得收衣服”“家里煤气没关”“快点帮忙下来拿东西”。
2018年，有媒体报道，传呼电话对于上海电信来说已属于负资产，上海电信计划两年内拆除沪上所有传呼电话。吕树生心里明白，值守电话亭的每一天其实都在倒计时。“保留电话，肯定不划算；另一方面，自己年龄确实大了。”吕树生说。可他不服老，说着一脚踢飞地上的松果。他身材壮实，身高超过1.8米。“我背不驼，腰不弯，如果可以，我能守这个电话亭到100岁。”
偶遇同行
今年8月，吕树生在福州路上偶遇一处传呼电话，“门牌号记不清了，就在老半斋贴隔壁，一位女同志守着。”吕树生提到尚在营业的传呼电话时，很激动。这部电话在许多年轻人眼中是稀奇，在他眼里却是怀念。他赶紧上前向电话亭里的传呼员询问，还有没有人打？打的人多不多？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每天还有几人来打电话，但不多了。
这个尚在营业的传呼电话位于福州路614弄，电话亭值守人名叫沈玉琇。78岁的她对吕树生没什么印象了，自己每天都会碰到不少像吕树生一样上前来了解传呼电话的人。
沈玉琇有退休工资，日常三餐有着落，自己的孩子也已成家立业，一家人生活无忧。“坚持运营电话亭是与丈夫的一个约定。”沈玉琇说。1996年，她丈夫去世前特地叮嘱，自己身后，电话亭务必不能关。“我可以做到做不动为止。”沈玉琇说。
8时，沈玉琇就下楼到小区门口的亭子里，用酒精沾湿布头，把放在铁皮箱子上的3部电话消毒一遍，接着把电话放到窗台搁板上，开始营业。不久之后，就有一个因手机遗失而要打电话的顾客使用电话。这个橙色智能电话是通过按键拨号的，有一前一后两块液晶显示屏，能分别向值守人和电话使用者显示时间、来电去电号码以及通话时长等，用毕还能直接语音播报出需要支付的价格。福州路上，大到书城、文化商厦，小到糖炒栗子铺、炸串店，都亮出收款码，唯独这个小电话亭子只收现金。
“这3部电话，月收入大概20多元。”沈玉琇说。“这点钞票还买不起一包药。”边上的保安咧嘴笑着说。现在，这个电话亭已被改造为治安亭，沈玉琇与小区保安合用，配齐了冰箱、空调和微波炉，也为环卫工人提供一个休息就餐的角落。
1993年，沈玉琇被当时的居委会选中，成为了这个“原拆原迁”小区的传呼电话值守人。曾是附近制衣厂的女工，也在居委会当过干部。为什么能被选中？一方面，她觉得自己性格外向，易与人沟通，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优点，做事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从事传呼电话值守人的工作，难免成为附近一带的八卦中心，而沈玉琇不做“传话筒”。
当时传呼电话亭是一间木结构的小亭子，有两位传呼员，沈玉琇负责管理。当时，值守人工作分早中班，早班从6时到14时，中班是14时到22时。1995年，电话亭有了一张“公用电话承办证”，服务项目就是“传呼”，共5部电话。“这几个电话，现在都能拨通的，电话号码是……”沈玉琇倒背如流，“传呼电话属新兴事业，是当时政府大力推动建设的。”那时候新建的小区楼房有10层楼，配备了电梯，所以传呼起来不是用电喇叭叫，而是直接上楼敲门。或许是沾了地理位置的光，这个电话亭经常有人来拨打电话。2005年1月上半月，电话亭的收入高达1042.6元。
多年前，有个东北姑娘来到电话亭打电话。姑娘在电话中透露，自己在老家有稳定工作，只是叛逆逃出来想在上海打工，自己还没落脚地，而应聘的地方也需担保人。姑娘人生地不熟，通着电话，蹲下哭出声。沈玉琇心生怜悯，待姑娘通完话后，叫住她，预备留宿她一晚。周围人阻止：“你就不怕晚上出什么事情？”沈玉琇说：“真心换真心。”之后，沈玉琇做了姑娘的担保人，附近餐厅听说是“614弄门口传呼阿姨”作保，当下就“卖了面子”。之后的一个月里，沈玉琇常劝她回家，终于说动了这个倔强的姑娘。“这个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嘛。”沈玉琇说。
电话亭下班时间不太固定，沈玉琇日落而息。收工后，她直接把电话放到铁皮箱子上。其实，这个铁皮箱子也是当时的“电话局”发的，按照相关规定，传呼员结束一天的工作后要把电话锁在箱子里。可她发现，有人可能会在半夜三更找电话，就和小区保安商量：电话不锁了，如果有人要在晚间打电话，就请保安帮忙。于是，这个传呼电话还有了“夜间应急电话”的功能。
上了“卫星照片”
沈玉琇守着的3部电话机，一部能够正常使用，一部已经坏了，还有一部接触不良。沈玉琇想修好它们，但当修理员上门时，也犯难了，“实在是找不到配件，如果能找到就给您送来。”沈玉琇在手机里存下修理员的电话，时不时催促他。为了修这台电话，她还拨打过市民服务热线，但到现在电话也没修好。
近十年来，我国公用电话行业新企业平均每年注册量下跌22%，至今年5月份已萎缩至个位数；国内一些城市的电信服务商甚至全面停止了公用电话类服务，其中就包括普通值守电话。公用电话离我们越来越远。
沈玉琇纳闷了：“为什么高科技的产品越来越多，这个电话却修不好？”她不愿意接受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
眼下，手机已经普及，即使是不了解互联网的老年人，也有为他们量身定制的老年机。吕树生手上也有一部老年机，可他怎么都用不惯，对智能手机更是望而却步，他觉得电话机最顺手。他有些耳背，干脆在家门口贴一张纸，上面写着自己的电话号码。他把电话的铃声调到最响，响起的电话铃声是门铃，也是对传呼电话的念想。
电话亭封了，电话机没了，标志性的招牌也没留下，就连当时的电话账单也寻不到了。回忆从哪里开始找？
一次，有居民跑来跟吕树生说：“你电话亭以前的样子被卫星拍下来了，在卫星里面看得到。”回忆电话亭时，这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卫星照片”其实是地图绘制车碰巧拍下的场景。不久前，他们通过智能手机上的地图软件的街道全景、时光机功能，看到了2013年9月、2015年12月的电话亭。全景影像里的浦东大道2511弄门口，电话亭上方有个“公用电话”的大招牌，穿着衬衫、披着军绿色马甲的吕树生倚在电话亭外，电话亭边坐着三两老人，一片祥和。
当吕树生再次看到手机里过去电话亭的样子，从容一笑：“喏，这就是我们电话亭那时候的样子，我那时候站在门口和他们‘嘎讪胡’。”
“现在电话亭没有喽。”邻居的话有些不合时宜。吕树生扭头望向那处被封的墙壁，沉默了片刻，说：“电话在你口袋里。”
